阮氏三代与振风塔

        我在《阮自华与迎江寺振风塔》一文中叙述了阮自华与迎江寺、振风塔的渊源，从明代文献《雾灵山人诗集》中发现了迎江寺首任住持“选公”的信息，以及关于振风塔塔名“万佛塔”的最早记录。后在《振风塔，缘起双莲寺》一文中叙述了从怀宁务本堂《於氏宗谱》找到的阮鹗在嘉靖末年牵头将双莲寺古塔“万年塔”迁建于安庆城东门外观音港的记载，并将於惟一的忌日——明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九日——推定为振风塔的建成日。这些可以说无疑都是比较重要的发现，但阮鹗究竟是在哪一年着手迁建古塔的？阮自华为何要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募建”迎江寺？却都是更为重要的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项结权先生曾发现阮自华募建佛光寺和迎江寺的年份都与阮自华两个儿子的生年重合。查《阮氏宗谱》可知，阮自华长子以震，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七月生，顺治《潜山县志》明确记载佛光寺是明万历丁酉年由“桐城吴应宾、怀宁阮自华”在马祖庵旧址“请上勅建”；阮自华三子以观，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十二月生，康熙《安庆府志》《怀宁县志》均记载迎江寺是明万历己未年由阮自华募建。这种重合绝不可能是巧合，阮自华一生与佛教渊源甚深，当有其来历。

　　会不会与阮鹗迁建古塔有关？查《阮氏宗谱》可知，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六月初一日，这天比阮鹗小24岁的继室范氏为他生下一个儿子，这一年阮鹗虚龄54岁，从闽浙巡抚高位上被削职在家已有五个年头，烦闷日久，忽然老来得子、天降麟儿，定是大喜过望。这位“麟儿”就是阮鹗的幼子阮自华。不知道范氏在怀孕之前或怀孕期间有没有求过菩萨，也不确定阮鹗发愿迁建古塔是在阮自华出生前还是出生后，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塔的迁建事件肯定与阮自华的出生有关。这一关联性可在阮以震的出生与佛光寺的“勅建”、阮以观的出生与迎江寺的“募建”事件上得到印证。

（摄影：王军）

　　我们无法确定佛光寺的“勅建”是在阮以震出生前的几个月，还是出生后的几个月内；也无法确定迎江寺的“募建”是在阮以观出生前的几个月，还是出生的十二月当月。从常理来说，阮自华发愿建寺当是在儿子出生后立即采取的行动。在重男轻女的时代，没有B超的鉴定，谁也无法准确预知生男生女的事情。烧香拜佛求子可以理解，但如果为了求子而屡屡修建寺庙则太过夸张了。

　　所以据上可以推定，阮鹗迁建古塔的动因当是阮自华的出生，其起始年份也当是阮自华出生的那年，即嘉靖四十一年。不管当年阮家有没有许下什么愿望，“麟儿”阮自华后来确实成为一位明末文坛的风流人物，成为安庆文化的祖师级人物。

　　阮自华在三子以观出生那年募建迎江寺，当是承袭了乃父的遗志，阮鹗在幼子阮自华出生那年着手迁建古塔，至隆庆元年（1567）未竟而逝，阮自华便在三子出生那年募建迎江寺于塔基周边，以类似的举措来感应父亲当年的宏愿。也就在这一年，阮自华从户部郎官升任庆阳府知府，成为主政一方的四品官员，升了官，又生了儿子，父亲的冤屈也在几年前得以昭雪，自是人生最得意之时，此刻发愿建寺应该说最符合历史场景了。

　　阮自华次子以蒙，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九月生，四子以颐，天启五年乙丑（1625）十二月生。按阮氏的习惯做法，这两个儿子的出生，也当有修建寺庙庵堂的行动。遗憾的是，我查阅了安庆地区府县志书，没有找到相关线索。项结权先生推测阮以蒙的出生与阮自华修建怀宁黄梅山的黄梅庵有关，阮以颐的出生与阮自华修建怀宁普济庵的茶亭有关，但可惜均无文献证据支撑。

　　黄梅山是阮自华长期活动的别墅所在，他自号“雾灵山人”即缘于此山。阮自华在黄梅山建黄梅庵石濑阁、阮以震建黄梅溪阁，说明阮氏对此处别业十分重视，曾用心经营多年。所以说黄梅庵的修建，与阮以蒙的出生有关，当有其可能性。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须得用实地踏勘的方法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我曾几次赴怀宁宝灵山寻访阮自华的墓地，虽然已近咫尺，均因草木丛密，道梗不得进，只得作罢。今年深秋，我曾至黄梅山脚下“大桥头”，与三五友人约定，将在寒假草木枯萎时期上山，探查一下黄梅山的历史遗存，期待届时有更多的阮氏史料被发现，从而进一步强化阮氏三代与迎江寺振风塔的关联性。

（作者：张全海  文/图）